其不足在于上述规定仅作出原则性规定，对行政相对人提供协助后如何给予支持和鼓励等问题，欠缺细致、明确的规则。

在比较法的视域，他国亦有类似代议机构附带职权的论题。确证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就应当遵循、至少是尊重中国宪法上这些主要的结构信息与规范。

第二，在理论上，默示权力理论可以为附带职权的证立供给理论资源，以回应现实需求。经考察梳理，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罢免权、设立并领导专门委员会、组织调查委员会以及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而如果一项法律被制定用于实现一个不适当的目的，那么该法律也将不适当。通过宪法法律规范的识别与梳理，必要时辅以文义解释，可以确认其他列举职权。恰恰是由于该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才促使法条主义方法成了一个选项。

据此，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系构成要件，而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则为法效果。参见王锴：《论组织性法律保留》，《中外法学》2020年第5期，第1312-1313页。为应对现代社会不确定的风险，部门法应当根据宪法积极地形成预防型规范，落实国家任务条款的要求，构建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系。

[4]传统的回应型法治观旨在当风险成为现实之后再进行救济。并且风险预防自身也会产生许多次生风险，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人格与人的概念是不同的。[32]写在文本上的宪法可以反过来作用于人民意志，对无定形的人民意志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

由此形成了政治国家一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一方面，宪法构成政治权力，[27]形成政治国家领域。

王旭：《论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5期。国家不应当对公民正面的福利进行任何关怀，除了对他们对付自己和对付外敌所必需的安全保障外，不需要再向前迈出一步。人民通过制宪过程产生宪法，一个相对确定的，作为未来发展根基的人民意志得以确认。[19]但是，大多数社会风险根源于社会自身，是社会运行非理性的结果，只能由超脱于社会的国家进行理性纠偏。

[26]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8页。我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5条第3款也规定了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由此确立了宪法的法律效力基础的地位。此前1982年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主要指向的是人身自由的保护，这是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的。[23]无论是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理论还是部门宪法理论均表明：宪法的效力必须与宪法的内容结合起来。

在理论建构层面，许多学者通过论证宪法的横向效力来扩大宪法的效力范围，强化通过部门法路径的宪法实施。价值稳预期是指宪法为社会共同体提供价值衡量与价值决断的平台，确保预防型法治的价值决断稳定可预期。

人权是一个变动的概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动以及国家能力的提升，国家负有实现人权更多内容的义务。风险预防带来国家权力的扩张，这在客观上有限缩公民权利范围的效果。

于此，刑法不再强调既成的法益侵害结果，而是转向提前干预的预防刑法，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能。宪法实施要求宪法必须积极与部门法保持互动，积极吸收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此才能成为活的宪法，其至高地位才能从形式走向实质。[4]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治理、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生物安全等多方面均表达了预防为主的治理思路。（2）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宪法应当吸收法律实践中的风险预防经验和理论成果，在保持自身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向预防主义宪法转型，积极主动地建构稳预期的体制机制。[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2页。

[43]韩大元：《生命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及其平衡》，载《人权》2020年第3期，第13页。制宪与修宪过程是一个广泛民主讨论的过程。

所谓未被组织起来的领域中的风险，主要是指来源于自然界的风险或者由于无组织而产生的风险（如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社会契约论学者那里，正是这些风险促成了政治统一体的形成。在责任性质方面，民法引入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私法制度中执行公法目的的机制，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存在竞合。

强化宪法的稳预期功能，以宪法统筹预防型法治，可为不可避免的法律变动提供稳定的内容和方向，稳定社会公众的预期。[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中规范稳预期是指以宪法统摄其他部门法规范，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相互融贯协调的预防型法治体系。[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0页。但是对现代社会中复杂多变的风险进行预防可能要在一定程度上损失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其次，国家权力干预的范围增加。

稳预期强调法治应当具有稳定性，以此给社会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自由法治国家，个体享有充分的自由意志，国家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这种自由。

国家不可以因为别的其他最终目的而对他们的自由进行限制。宪法也应当在自身的框架内积极探索，合理分配国家、社会与个体的风险责任，充分发挥三者在风险治理中的能力，为预防型法治的良好运作提供结构基础。

如1954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民主讨论，广泛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于风险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首先在有关环境的国际协定、公约、宣言和决议中迅猛发展，之后逐渐具有了国际习惯法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立法。

[42]预防主义宪法不能只局限于限权，还要注重对国家权力的赋能，在宪法框架内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释放国家治理效能。[38]林来焚：《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53页。具体而言，预防型法治建设受到宪法中以下三对关系的制约：（1）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现代社会风险具有广泛性和系统性，风险预防需要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只有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36]Vgl. Thomas Vesting， Vefiassungageschichudliche and verfussuingodogmatische Grundlagen， in:Horst - Peter Gutting /Christian Sehert/Walter Scits（Hrg.），Handbuch des Persnonlichkeitsrechts， 1.Aull.，C. H. Beck， Mtnchen，2008，5.108.转引自王错：《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第104页。[12]质言之，这三种责任是并行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处罚法》第8条和《刑法》第36条），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也是相互独立的。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87、131、353、389，457页。因此，人是前国家状态中的主体，人格是社会中的角色。

（二）建立宪法的直接实施机制我国宪法实施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推动和保障宪法实施。预防型法治建设面临着规范体系不稳定、国家权力扩张、价值衡量难以决断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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